对于每个养猪人来说，“中国养猪业将会进入一个怎样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其结果不容乐观，了解这个行业，并做出思考的人不多，我想大体会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国家政策的逐步调整、养猪业的多次阵痛，决定我国养猪行业将快速走向成熟。
从199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开始到1998年，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村生产力，中央首次提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的思路。2003年在完成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取消城乡限制，农民不用上交公粮之后，农民务农减少、农村养猪也开始逐步减少，规模化猪场开始逐步铺开，规模化养猪的加速应该是在2005、2006年左右，与温氏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我认为温氏是顺势而为做的最好的）。2006、2010年疫情肆虐造成2007、2011年的产量下滑，让规模化养殖模式、投资方式、投资商等被迫多轮洗牌。当郎咸平教授开始谈二元经济体制，谈投资环境恶化之后，养猪资本的来源渠道变得多元化，“中”字头的国企巨头、房地产商、IT企业、国际投行等也开始纷纷进入养猪业，业界认为的三年一个周期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模糊，难以预测。
靠投机获取暴利时代已经过去，尤其在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施后，养猪行业开始逐步成为一个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始自我完善，而资本市场、投资模式开始回归理性。未来10年是我国养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将导致生产方式逐渐改变。
中国复杂的地形结构造就了世界上最多的地方品种，1986年《中国猪品种志》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中国现有地方猪种48个。中国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占全球猪种的34%。尽管地方猪有诸多的优良品质，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效益。
在猪肉温饱的年代，由于市场对高瘦肉率猪种的过度追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规模化猪场绝大部分都是饲养商业化非常成功的专门化品系，地方猪要么被杂交改良，要么被挤到偏远山村，由于中国人对土猪肉的偏爱得以苟延残喘，虽然开发了”白猪肉黑猪皮”的品种,但没有真正对地方品种进行合理利用。
目前生猪出栏量基本接近峰值，未来10年内人们对猪肉的需求绝对是求优、求精，如果还想用目前的快大猪（鸡）平淡的口味去满足市场需求，成为市场的主流，利润空间肯定不会高到哪儿去。
我认为目前病态的高密度、高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之所以持续并成为主流，可能是被世界发展中国家猪肉温饱的市场需求空间，如何保护和开发地方品种、开发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去实现健康、绿色、有机、环保饲养模式绝对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也是一个大趋势。
三、饲用日粮结构、环保消纳面积决定猪场的规模与布局调整。
自从养猪规模化开始，玉米—豆粕型日粮就成为主流，但中国的饲用玉米、豆粕均无法自给自足，依赖进口。就以前的数据来看，14年全国玉米产量21567.3万吨，国内消费总量为18900万吨，其中饲料消费为11700万吨，较上年度增加450万吨，预计进口玉米270万吨，14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量为7140万吨，同比增加12.7%，而国内产量仅1200万吨。
当中国的养猪原料开始依赖进口，并且让污染在中国的土地持续，而且还是免税的，这应该不是一个发展中的政府愿意看到的。未来市场、政府应该会主导饲用日粮结构的多元化、区域饲料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该方向应该和地方猪的开发利用有更高的契合度，从而带动养猪模式向新型环保、健康、生态方向发展。
不管环保如何实现零排放、达标排放等宏伟目标，如何规划禁养区，猪粪尿处理的最佳方式始终是还田利用。还田意味着每个猪场必须有可以消纳的土地面积，如果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就意味着猪场粪污处理的成本要提高。在未来逐渐理性的养殖利润面前，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丧失优势。中国平坦的北方粮食产区不像美国，没能集中中国最大规模的养猪群体。中国有着复杂的地形地貌且人口稠密，如何因地制宜有效布局并站稳脚跟将是未来养猪企业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四、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以下，关乎国计民生的养猪利润必然回归理性。
肉的消费作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控制CPI的比重，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猪肉温饱线下的养猪（快大猪）是不可能持续赚钱的，必须依赖工业反哺、政府补贴。这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商品猪的利润空间可能最多只有100~200元/头，近几年资本回报率可能保持在10%~15%左右。近十来年传统式猪场的建筑成本在250~400元/㎡左右，抓住行情三年就回本了，资本回报率高达30%。但未来几年，随国家政策、法规及行业的不断整合，发展养猪的黄金时期将一去不复返。
目前新投资上马的有战略意义的10万头猪场（5000头母猪），建筑面积+环保附属设施可能达到7万㎡，投资大概2.1亿左右，单位建筑面积成本高达2500~3000元/㎡，如果只是一个商品场，资本回报率只有6%-11%左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资本回报率或许更低，甚至开始亏本。
所以我始终觉得劳动密集型的畜牧行业，在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国家，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不同的。美国补贴畜牧业是因为其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多，劳动力少，畜牧行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是为了民生迫不得已。而中国畜牧业的补贴是因为决策者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好，在违背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金少、劳动力多的情况下，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希望自己的生产者去选择美国的技术，以为这是行业的进步，从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利，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使得政府必须保护和扶持。
政府一旦不扶持，畜牧生产将自动适应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大量的资本密集型猪场将因高生产成本而倒闭……所以我认为如何跟随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逐步调整经营模式，不过分超前也不落后，顺势而为，这在未来十年将至关重要。
五、种猪场之间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二元种猪基本没有利润空间，原种场面临整合，大型种猪公司、猪场管理服务公司将逐步兴起。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种业国家战略地位，大众对种业发展有迫切的愿望，但我国依然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畜牧业大国，不是强国。规模化养殖开始起步不久（不是个体水平高要看群体水平），对于高度商业化、集约化的养殖来说，不论从技术、管理、理念均比较落后，在这个阶段不想引种就实施高科技、高投入的商业化品种的选育、提高，等于要在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条件下实施育种的赶超战略。
如果硬要企业去生产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征的产品，采用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那么必然背离企业在开放竞争环境中的最优结构水平，如果政府给予的保护和补贴不够，那么实施赶超战略的育种企业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而倒闭。（类似于五、六十年代经济基础薄弱的时候，超英赶美发展重工业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经济学中有统计，引进新技术的专利费用大致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费成本的30%，而优秀种群的引进应该还远远低于30%。但拿来主义不可能一直持续，未来10年是种猪公司从“拿来主义”到“洋为中用”到“自主培育”的重要时期，因为商品猪6%-11%的低资本回报率必然导致种猪公司及种猪服务公司整合升级、抢占种猪市场。
纯种猪的利润空间应该在1000-2000元/头，一个投资2.1亿的十万头原种场，如果30%的种猪能卖出去，其资本回报率可高达20~40%，但如何才能当种猪卖出去，并稳定客户群体，将完全依赖强悍的技术团队去开发市场契合度高的种猪，用强悍的售后服务团队去稳定客户群体，并从企业层面整合上游饲料、中游商品猪、下游屠宰加工及市场等各环节，完善整个产业链，建立策略联盟，才能实现稳定的共赢。未来10年畜牧公司必须进行自我定位，才能适者生存。
六、我国未来十年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决定了猪场难以实现完全的机械化。
尽管2010年是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但中国13亿人口的基数，不管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变迁，劳动力应该始终有盈余，越是先进的猪场，未来在开放竞争环境中的自生能力越差，尤其对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商品猪而言。人机互助、因地制宜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政府希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安排农民就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没税收，没财政收入，那么必须有社会效益，如果连最传统的养猪生产都能搞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我想这不符合政府的既得利益，也不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结构变迁速度。
既然劳动力应该始终有盈余但却又存在找人难的现象，我想是因为目前政绩导向，导致各地都想建成国际大都市，大量的农民工在全国各地搞基础性建设，等基础建设搞得差不多，房地产热慢慢回落，城市的集中发展转向卫星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起步，农村发展逐步起步，民工潮就开始回流，当地农民进入规模化猪场，猪场通过严格管理实现非驻场管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我想只要猪场条件搞好点，管理自由点，回流的人变成从事养猪的人就慢慢变成主流，比猪场完全机械化更符合政府的既得利益，同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更有自生能力！
（资料来源：付光栋 知乎；经过本平台汇编，若文章作者有认为有不妥之处，请留言联系本微信公众平台，本平台将立即与您磋商并解决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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