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我们‘今年赚钱明年赔钱’的问题一再出现？”“猪价疯跌了找谁？”……
这些直接而朴素地发问来自于基层养殖户。第一个问题是2009年中国政府网网友提给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的，第二个问题是北京一名养殖者提给当地农业干部的。
猪价被当作影响CPI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着全民的菜篮子。连2013年高考重庆卷试题也表示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即使是现在，一些学校仍在拿来做考前自测，以考查高中生对经济生活现象的基本判断。我国生猪出栏价格频繁波动，“价高伤民、价贱伤农”何解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市场信息预警有助于减小生猪出栏价波动幅度成了标准答案。
可是，事情是否如此简单，“猪”事不顺，到底是谁惹的祸？
彷徨调控还是不调控？
2007年至今的十多年间，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明显，特别是2007年前后的生猪价剧烈波动，给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上了深刻的一课：要把握住生产和市场动态，必须以科学数据分析和研判为基础。
2007年以后，国家相关部委相继推出了生猪市场监测机制。自2008年起，农业部启动了主要畜禽生产“百场（厂）千村万户”监测计划。2009年1月，我国制订首部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目的很明确，建立保障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维护生猪养殖户利益，保障市场有序供应。
从2009年至今，这一调控议案已修改两次，分别是2012年和2015年，基本上三年修订一次。之所以修订，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现在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明显提高；二是饲养成本趋向稳定；三是供求关系比较稳定，消费回归理性，市场需求也趋向平稳。
目前，农业部、发改委、统计局等部委已形成了按惯例发布月度、季度、年度生猪生产信息的机制。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想努力为生产者、经营者提供预警信息，引导他们适时调整养殖规模和结构，做到对未来心中有数。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为健全生猪市场调控机制，缓解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进行调控的重要依据。
按照生猪调控预案的功能看，国家在判断生猪生产和市场情况时的预警指标将猪粮比价作为核心指标，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作为辅助指标，同时参考猪料比价、能繁母猪出场价格等其他指标。主要目标是促进猪粮比价处于绿色区域（5.5∶1～8.5∶1），防止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将猪粮比价5.5∶1和8.5∶1作为预警点，低于5.5∶1进入防止价格过度下跌调控区域，高于8.5∶1进入防止价格过度上涨调控区域。
从国家发改委2017年发布的猪粮比信息来看，从1月份开始，猪粮比高于8.5:1的状态一直持续，直到5月初，这其中1月中旬的猪粮比最高达到了10.48:1。而农业部发布的能繁母猪监测数据也显示同比数处于递减趋势。猪粮比和能繁母猪存栏数月同比均出现了异常，说明我国生猪市场并不平稳，可是这一调控预案并未启动，难道是哑火了？
“不是调控哑火了。2016年发改委就曾启动过，不是不启动，而是发改委在降低预案启动的机会。”农业部国际畜产品市场和贸易首席分析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称，现在关于低于猪粮比5.5∶1多长时间才启动也不说，第一次还具体说持续4周。2015年以来，国家将猪粮比平衡点从6∶1降低到5.5～5.8∶1，说明产业在发生变化。
国家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启动，第一指标是猪粮比价，其他都是辅助指标。如果核心指标没有变动，不会考虑能繁母猪月同比变化率等辅助指标。朱增勇表示，运用猪粮比价来做调控的预警指标，虽然现阶段可行、简单，但并不准确，最理想的办法是用全成本计算，可是现实操作很困难。因为国内养殖场（户）成本差别很大，按照月度频次全面、准确核算全成本，难度很大。像日本，养猪户只有5000多户，不同养殖户之间成本差异不大，做全成本核算可行。
“当前是猪粮比价平衡点发生了变化，这个平衡点需要重新测算，当前的生产构成与以前差别比较大。”朱增勇称，就算发改委启动调控预案施行收储和抛储，得看到这种调控在任何国家也只是从心理层面给产业提振，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市场，而且如果大规模启动收储，谁来出那么多钱？
误读习惯只看表面不看内里
据记者统计，农业部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能繁母猪存栏数与同比变化率除2016年3月、4月同比增加0.3%，2016年6月、2017年3月和4月同比止跌外，其余时间均为减少；其中，2016年前三个月，同比减少在10%以内。从2016年4月至今，同比减少比例回落至5%以内，其中2017年9月同比减少的比例最高，为5%。
自2017年9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数月同比变化已连续四个月低于-5%以下，2017年12月份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6.4%。按照《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变化率在-5%～5%属正常水平来看，能繁母猪月同比数超出上述范围则说明出现异常波动。
很多养猪人质疑，既然农业部的数据一直说能繁母猪在减少，既然市场一直缺猪，那未来猪价会一直高企，现在补栏合适吗？
农业部畜牧业司监测分析处处长辛国昌告诉记者，国家的调控预案对于能繁母猪的存栏同比数的确是有一个参考的幅度范围，但现在来看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预测能繁母猪和生猪的整体趋势，只看监测数字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辛国昌认为，行业人士习惯认为因为能繁母猪少了，所以全国就缺猪，结论未免太简单了。“最近一波生猪好行情从2015年5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但能繁母猪数为什么一直没增上来，各种质疑都有，但我们监测数反映的趋势是靠谱的。”
搜猪网分析师冯永辉撰文称，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实际的生猪数据，比如目前农业部的能繁母猪存栏还是在下降，那么，明年猪价是否还会继续上涨？很不幸，目前很难拿到准确的母猪存栏数据。所以政府对于猪价调控，没有数据真的很困难。
对此，辛国昌持异议：虽然能繁母猪数可以影响后市走势，但还要考虑母猪的个体生产能力、肥猪出栏活重与屠宰率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发现，即便能繁母猪一直在降低，但PSY（每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成活仔猪数）和生猪养殖水平一直在提升；而且由于消费端的变化，母猪存栏数的变化和猪价走势并不一定一致。比起使用能繁母猪存栏绝对数来预测猪价，根据母猪存栏数的变化趋势，和消费端联系起来，预测才更有意义。
能繁母猪监测同比数显示减少，为什么生猪存栏没增上来，辛国昌认为是因为环保风暴全国关了许多猪场。为什么价格没有疯涨，一是母猪个体生产能力提升，1头母猪年提供的肥猪头数从以前的十三四头，到现在十六七头的水平，如果能达到丹麦那样的生产水平，估计我国的母猪得减掉三分之一；二是屠宰率提升，目前100公斤的肥猪头皮下水去掉，屠宰率是72%，120公斤的猪屠宰率75%以上，而150公斤的猪可以达到80%的屠宰率；三是这几年出栏活重增加，2008年左右生猪出栏活重才103公斤，现在达到121公斤。算下来，1头母猪年提供的肥猪经过屠宰后，其猪肉产量与过去相比增长20%，母猪减少20%就顶平了。
现实：他们为什么相信感觉？
“我国现在做农产品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种多少玉米，养多少鱼，养多少猪，都没有具体的规划，经常会看到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最常看到的就是猪肉价格，这中间可能存在什么问题。”这是2016年3月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提案所及的思考。
不是没有数据，农业部、发改委的生猪相关信息发布已是惯例，可到底有多少养殖者在关注？
“中小规模生猪养殖者靠感觉，他们对数据的需求不怎么强烈，不过养殖企业还是很感兴趣，很多大型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市场判断团队。”朱增勇称。
谈及对数据信息的需求，青麦田咨询分析师陈来华认为，大企业比较感兴趣，但是养殖户一般会凭经验，或从同行和当地猪贩子那里获知零散的信息。
在搞好生猪生产的前提下，要想利益最大化，必须低进高出。广西玉林一家猪场老板罗国振告诉记者，总体就是等待和观察市场，参加行业会议，看周边猪场老板的行动，并收集其他人的观点。
言及全国生猪、能繁母猪存栏数，罗国振认为，我国国土面积太大，生猪生产形势复杂。除了规模化企业能有数据进入国家统计，小户的数据并不在统计范围，所以全国性的数字难免不准确。据他透露，还有不少企业为了拿国家补贴，上报的数字有浮夸的成分。
湖南一家种猪场老总向记者坦言，只有关系到本场的数据他才相信，一些外围的数据不足信。但他也表示，农业部按月发布的全国监测点生猪存栏与能繁母猪动态变化数据能收到，对于价值问题却不置可否。
对于影响自己对未来市场做出判断的主要哪些因素，罗老板表示，主要是资金和国家政策的问题。自己做出生产决策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养好猪是必须的，发展得等待时机。目前他坚持自繁自养，更新种猪基因。二是降低成本和提高附加值。罗老板通过种橡草喂母猪，不光省饲料，母猪建康，而且种猪的利用率也高。
“中小规模养殖户不会看大面的数据，不过他们和当地大型公司的销售人员、屠宰场关系紧密。像中粮屠宰事业部和基层的养殖户就有联系，他们时常会问我们的营销人员价格情况。”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姜梦付告诉记者，公司销售人员会告诉养殖者什么时候出栏补栏合适。
“一般来讲，前一年冬至到第二年正月十五价格比较高，这时候出栏的猪会卖一个好价。如果赶在3月份出栏，大概就是一年的最低价。有经验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判断，得做有心人才行，比如连续对三五年的猪价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姜梦付称。
与养殖户不同的是，作为规模化企业，中粮生猪出栏不受价格限制，一年四季都需要出栏，所以不会像散户那样看重动态变化的价格信息。在数据投入上，目前中粮并没有拿出专门的数据费用，据介绍，公司部门进行的数据搜集因为主要依托各相关网站，所以权威性、准确性和时效性都会差一些。姜梦付告诉记者，像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据，肯定得从农业部的统计信息来的。如果需要有区域性数据，那就得找地方统计部门和畜牧部门了。
不过，南方某省动物疫控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2014年暴发小反刍兽疫期间，为了摸清全省小反刍动物底数进行疫苗免疫，疫控部门分别向地方统计部门、农业部门调用数据，得出的数分别是800万只和1000万只。畜牧部门觉得两个数据差别很大，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查。最终通过全省畜牧兽医系统的合作，拿到了本省小反刍动物存栏数是1600万只。
相比于小反刍动物，我国生猪存栏体量庞大，如果底数不清，将掣肘地方以及全国统计监测工作的开展。
门槛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分析师
猪价跌了找谁，这是养殖者关心的问题，消费者关心的则是猪价涨了怨谁。
在刘汉元看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宏观经济自身在变，行业参与者过于零星；另一方面，也是行业生产数据和未来需求数据在市场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没有办法去界定。
在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郭惠武博士看来，其中之一就是生猪的供给存在滞后性。从能繁母猪配种到猪肉上市要10个月以上的时间，当养殖户发现生猪价格较高，决定扩大生产规模时，其扩张行为不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市场供给，而是会造成未来10个月以后的供给过剩，从而导致价格的过度下降。
我国猪肉市场规模巨大，生产者普遍规模小，在地域空间上也比较分散，所以，生产者很难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也无法对市场信息进行科学地分析和理性预期，直接根据当时的生猪价格来决定是否补栏或出栏。郭惠武认为，由于生产的滞后性，生产者对当期价格的积极反应，以及消费者对价格不够敏感，导致生猪市场容易出现扩散式的蛛网波动，即一旦价格波动被触发就很难收敛到均衡状态，而是持续波动下去，而且波动的幅度不断扩大。
“很多人只看价格变化，用处不大，像存栏、进出口贸易、成本、规模企业产能、环保政策变化这些因素，还有PSY、胴体重、活重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对于价格波动，我觉得政府收储还是有必要的，但不应是唯一措施。更多的还是应为养殖户提供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多部门来执行也容易扯皮，其实这应该由农业部门来主导。”朱增勇表示。
一边是国家部委在为全面数据、精准数据发愁，而另一边生产端却对一些数据不予采信，这使行业数据信息处于尴尬境地。
“虽然养殖企业会看农业部的数据，但也需要专业人员来做分析。就算美国的监测体系很完整，做到判断准确也不容易，否则这一行谁拿到数据都可以预测了。”朱增勇称，目前不是没有足够的信息，而是需要人去捕捉、串联这些数据和信息，并将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逻辑化，进而预测生产和市场变化。要正确判断行业形势，需要对这个行业足够了解，既要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还要有合理系统的分析方法，这不能不说有一定门槛。
因为捕捉信息的能力差，也难以分辨哪些信息有用，对于那些中小养殖场户，朱增勇建议，最好是通过加入合作组织，让合作组织来给予他们一些预警信息；对于规模化的养殖企业，需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做好生产上的风险防控；二是跟踪权威预警分析平台发布的信息。虽然这个平台不一定会告诉生猪具体多了还是少了，但可以提供判断依据，企业可以据此形成自己的分析。
公开、透明、全面的信息是现代市场体系的运行基础。朱增勇认为，农业部门需要加强预警信息综合性平台的建设，包括信息整合、加强预警团队建设、力求预警信息的准确性等等。对于一些企业提到的对行业信息数据信心不足的问题，他持不同的意见：只能说他们没有获得充分的数据。
试问精准数据还有多远
据了解，美国农业部每年调研费用就高达200亿美元，其中单是农业数据方面就花费15亿美元。而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每年搜集整理农业数据的支出也在30～50亿美元之间。
布瑞克环球（北京）农业咨询有限公司研究指出，美国的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也为美国争夺全球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美国通过立法实现信息共享，从信息资源采集到发布均实行立法管理，并不断完善这种体系。1946年美国农业市场法案授权就规定，凡享受政府补贴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者，都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
以往的统计监测工作已不能满足对畜牧生产动态情况实时掌握的需要，农业部提出了畜牧业规模养殖监测工作的新思路，即通过搭建畜禽规模养殖云平台，推进监管监测一体化，重点突出政府监管与服务功能；局部监测向全面监测转变，重点加强对全畜种规模以上场户监测。
想要熨平猪周期，首先要有大量的数据。冯永辉称，2007年政府就想要熨平猪周期，但是现实是猪价波动越来越大，猪周期越来越长。
“局部监测向全面监测转变是趋势，但生猪现在还没有到全面监测的水平，目前我国只有奶站是全面监测。猪业全面监测难度很大，而且从职能上讲，全面统计是统计局的法定职能。”辛国昌称，目前我国畜禽规模养殖云平台还在试点中，全面推开是趋势。未来，随着散户退出，养殖场减少，直联直报是大趋势。
“想要数据准确，监测预警样本不扩大，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是不可能的。”朱增勇称，美国畜牧业调研的样本量占总数的10%，但我国现在连2%都不到。因为养殖户太多，且养殖业没法像电商那样做到自动采集，目前大部分数据的生成还需要进行原始的人工调查，费时费力。
对此，辛国昌称，未来监测点肯定要扩，但经费有限，政府预算才4000多万元，监测站点扩大有困难。养殖场在全国分布广，畜牧部门不可能一个个跑，要做的话得有预算，得给数据员解决劳务费等问题。现在是400个县4000个监测村，但全国有60万多个村。
为了让数据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要求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在农业数据方面，国务院要求统筹国内国际农业数据资源，强化农业资源要素数据的集聚利用，提升预测预警能力。整合构建国家涉农大数据中心，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涉农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加强数据资源发掘运用。
实现数据共享的愿望很好，但操作起来难。朱增勇认为，我国目前全产业链数据是被割裂的，分属于不同部门，部分数据共享还能实现，但绝大多数是不现实的。
“没有立法保障，顶层设计，权属明确，很难做到共享。你花了很大力气积累的数据，我用来分析出了成果，成果算谁的？你肯定不乐意。譬如畜牧业的数据全部由畜牧主管部门来搜集并集成，分析预警也由其来发布是可行的。如果只让人家提供数据，你又拿来用，成果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谁都不乐意。”朱增勇有感而发。
在兼顾理性生产与大众消费的利益均衡上，生猪数据的精准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探求又都是值得的。如此看来，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以往工作方法中的不足，努力创新思路，创新模式，实现生猪养殖精准数据时代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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